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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内容很简单，也非常符合一贯做法，就是让董承宇杀人案尽快落实, 尽早上交检察机关。
如果是一天前, 戚沨一定会毫不犹豫应下, 哪怕江进多次提过董承宇和郝玫的案子其实是一个案子, 还说要数案并查, 她都非常坚定。
但是去了一趟希悦福利院，心里的问号越来越多, 还有一道疑惑的声音，虽然微弱，却存在。
戚沨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, 这样说道：“表面事实清楚，但是还不能排除有人在背后教唆的可能。”
王尧有些意外：“教唆罪多难定你是知道的, 单凭证据这一关, 就很难做实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教唆罪一直都是刑事案的难点，关键是, 如何证明甲犯罪是因为听信了乙的话，主观认定如何判定？甲的犯罪行为和乙的话能否证明有因果关系？
再说不管是谁主张，都需要举证, 然而教唆行为通常是隐秘的，极难取证。难不成被教唆者明知道自己将要被教唆, 于是提前做好录音录像的准备？
当然, 有几种情况是相对“容易”的, 比如被教唆者是心智还不成熟的未成年“法盲”，或是智商、精神有问题的群体，也就是所谓的无行为能力者。
但就目前所知, 董承宇两者皆不是。
所以可想而知，当一向态度认真严谨，只要经手的证据链就绝对严丝合缝，上了法庭没有律师能钻空子的戚沨，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“不切实际”的可能性，王尧该有多惊讶。
警察办案对逻辑要求非常高，高质量的办案结果通常是办案刑警将每一个可能性都想到了，不仅会抓细节还要有全局观，不管有什么样的脑洞，在提出来之前自己就反复论证过，能做到八九不离十。
王尧问：“你是否已经掌握实据？”
“还没有。”戚沨回答，“但我肯定这个案子另有隐情。如果时间允许，我们的下一步工作重点就是去证实这一点。”
“需要多长时间？”
戚沨没有回答。
时间说少了，必然不够，可要是说多了，万一到那时候依然没有证实，不仅浪费人力物力，结果也没有改变。
半晌，王尧说：“我这里只能给你争取一个月的时间。现在看来，这件事在网络上还没有大范围发酵，不至于造成广泛影响。如果在此期间发生变故，民众认为警方破案效率严重不足，对警队的公信力产生怀疑，到那时候，一定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后果。”
王尧的意思很明白，现在明明可以快刀斩乱麻，戚沨偏选择困难模式。既然是困难模式，就要有心理准备去承担翻车的风险。
“我明白。”戚沨只说。
王尧叹了口气，又问：“你有把握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戚沨老实回答，“我这样要求，完全是因为这个案子存在一些隐患。如果不将教唆者揪出来，将来他还会继续犯案。这个人对社会有一定危害性。如果最终证明了这个人并不存在，一切都是误会，那么用一个月时间来证明，我认为也是有价值的。”
“你心有成竹，我很放心。”王尧接道，“不管怎么说，因为这样一个案子‘损失’我一员大将，我是不愿意的。无论如何，尽全力，案子一定要做实。”
“是。”
戚沨还是在很久以后才得知，副市长的姐姐，就住在旺兴小区附近的一个小区，董承宇杀人那件事她也知道，串门时问了一句，给副市长留了印象。
就这样，上面的“问候”一层层落下去，直到落在王尧头-->>